《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 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 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 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 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 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
  •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 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 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 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 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
  • 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
  •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 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
  •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
  •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 沃尔特·李普曼在 1920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 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 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
  • 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
  •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s):古人类化石,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
  • 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
  •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 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
  • 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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